汇报的地点依旧在卢比扬卡大楼那间熟悉的办公室，空气里混合着旧文件柜散发的霉味、地板蜡的刺鼻气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高级烟草留下的焦油味。阿巴库莫夫上将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身后是厚重的深红色窗帘，遮住了莫斯科灰白色的天空。他听着娜塔莎的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打磨光滑的花岗岩雕像，只有偶尔翻动面前文件时，修剪整齐的指甲划过纸张边缘，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娜塔莎的声音平稳、清晰，用最简练的语言概述了近期的工作，省略了所有不必要的细节和个人判断。整个过程中，阿巴库莫夫没有提问，也没有任何指示，只是在娜塔莎说完后，极轻微地点了一下头，目光在我们两人身上短暂停留了一瞬，那眼神深不见底，看不出是赞许还是别的什么。随后他便低下头，拿起另一份文件，示意汇报结束。

我们退出办公室，沉重的橡木门在身后无声地合拢。走廊里光线昏暗，铺着深色地毯，脚步声被吸音材料吞没。我们顺道去看望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上校。他的办公室和记忆中相比，似乎更显拥挤了。靠墙的书架上，卷宗堆得比上次更高，更乱，一些文件夹甚至斜插着，快要滑落下来。空气中除了熟悉的旧纸张和墨水味，还飘着一股比以往更浓的、熬煮过头的廉价红茶的味道，茶几上放着的白搪瓷缸子边沿，残留着深褐色的茶渍。科罗特科夫上校看起来更加疲惫，眼角的皱纹像干涸河床的裂痕，深嵌在皮肤里。但见到我们，他还是努力挤出一个短暂的笑容，站起身。按照军规，他这位上校需要先向娜塔莎这位中将敬礼。他动作标准却略显迟缓地抬手敬礼，娜塔莎也利落地还礼。那一刻，我看着这位经验丰富、此刻却难掩倦容的老情报官，心里掠过一丝复杂难言的情绪。

我们的谈话很简短，大多是些客套的问候，聊聊莫斯科寒冷的天气，问问彼此近况，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可能敏感的话题。科罗特科夫的声音有些沙哑，透着深深的倦意。就在我们准备告辞的时候，办公室门被猛地推开，没有敲门，也没有任何预警。

进来的是一个男人，穿着MGB中将的常服，身材不算高大，但异常结实，肩膀宽阔，把制服撑得紧绷绷的。他大约五十五岁上下，头发剃得很短，能看到青色的头皮，脸庞方正，肤色是一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苍白，但下颌线条硬朗，嘴唇紧抿，形成一道严厉的直线。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睛，不大，却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冰水，扫过房间时，带着一种长期身处权力核心、习惯性审视一切的冷漠和警觉。他用一个简单的手势阻止了正要起身的科罗特科夫，目光在娜塔莎脸上停留了半秒，没有任何表示，随即走到桌前，将几张黑白照片“啪”地一声扔在桌面上，动作干脆利落，甚至带着点不耐烦。然后，他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像一阵突如其来的冷风，消失在了门外，留下走廊里渐渐远去的、沉重而规律的皮鞋叩地声。

科罗特科夫上校直到那脚步声消失，才轻轻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他拿起那几张照片，皱着眉头看了看，眼神里充满困惑：“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同志......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抬头看向我们，把照片递了过来，“你们看看，认识上面的人吗？”

娜塔莎接过照片。我也凑过去看。照片像是从什么档案里翻拍下来的，像素不高，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是几个穿着苏军军官制服的男人，年龄都在三四十岁上下，表情严肃，甚至带着点那个时代军人特有的粗犷和蛮横。每张照片上，都用红色的蜡笔狠狠地划了一个大大的“×”，笔触凌厉，像一道血痕。

娜塔莎的目光落在第一张照片上时，她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指尖捏着照片边缘，微微发抖。接着，她飞快地翻看后面几张，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突然，她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像是从喉咙里迸出来的笑声，那笑声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意，一种看到仇敌终得报应的畅快，仿佛压在心头多年的一块巨石终于被挪开。“是他们......”她低声说，冰蓝色的眼眸里像是冻结的湖面骤然裂开，迸射出锐利而明亮的光芒，嘴角扬起一个带着嘲讽和几分苦涩的弧度，“太好了......这帮混蛋，到底还是死了。”

我瞬间明白了。这些就是当年在战场上，那些因为娜塔莎的中亚出身和女性身份而歧视她、排挤她，甚至故意给她一把没子弹的手枪、想让她去送死的俄罗斯军官。那些尘封的、带着血腥味的往事，仿佛透过这些模糊的照片，再次扑面而来。

我们没有在科罗特科夫的办公室多待，很快便道别离开。乘坐那部老旧的、运行时发出“嘎吱”声响的电梯下楼时，娜塔莎一直紧紧攥着那些照片。

由于长途旅行的疲惫，我们决定在莫斯科停留休息，没有立即返回东柏林。住宿被安排在莫斯科军区的招待所。办理入住时，又遇到了惯例的“审查”。招待所的前台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浆洗得笔挺但领口已有些磨损的军便装的女少校。她看到娜塔莎证件上的中将军衔和出生年份时，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了惊愕和怀疑的表情，反复核对着照片和真人，又拿起内部电话，压低声音向上级请示了好几次，最终才带着十二分的不解和恭敬，将房间钥匙递给我们。娜塔莎自始至终面无表情，只有在我接过钥匙时，才几不可闻地轻轻吁了口气。

莫斯科二月的夜晚寒冷刺骨，气温降到了零下十五度左右。街上的行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衣，缩着脖子匆匆赶路，呵出的白气瞬间凝结成霜。招待所负责人——那位一脸谨慎的女少校——原本的安排是：娜塔莎作为中将，单独一间；我，作为“顾问”，也分得一间；而波莉娜和索菲亚，作为中尉，则需要去挤走廊尽头那间配备着狭小上下铺的士兵宿舍。

拿到钥匙后，我没等娜塔莎开口，便径直走到波莉娜和索菲亚面前，将我房间的那把钥匙递了过去。“今晚我和中将同志有事要谈，”我的语气尽量显得公事公办，但目光与她们接触时，还是难以完全掩饰其中的深意，“你们住我这间。”

波莉娜愣了一下，深棕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化为一种了然和不易察觉的感激。她接过钥匙，指尖轻轻碰了碰我的手心，低声用俄语快速说了句：“谢谢您，施派德尔同志。”索菲亚站在她身后，灰蓝色的眼睛在我和娜塔莎之间极快地扫了一眼，然后挺直身体，敬了一个短促而标准的军礼，一切尽在不言中。

于是，我提着我们俩简单的行李，跟着娜塔莎走进了分配给她的那个单间。房间还算暖和，但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娜塔莎脱下厚重的外套挂好，走到窗边，望着外面被冰雪覆盖的城市轮廓，路灯的光晕在寒夜中显得孤寂而清冷。她没有回头，只是轻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疲惫后的松弛：“你倒是会安排。”

我走到她身后，双手轻轻放在她肩上。“总不能真让她们去挤那个鸽子笼，”我说，“况且，我们确实‘有事要谈’。”

她微微向后靠在我身上，身体的重量传递过来一种信赖。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窗外的严寒与屋内的静谧形成了两个世界。

“汉斯，”她忽然开口，声音有些低沉，手指无意识地捻着照片的边缘，“照片上这些人......我一个个都记得很清楚。这个一脸横肉的，是瓦西里·波波夫少校，我当时的侦察连连长。四四年春天，在第聂伯河岸的丛林里，就是他把我派去侦察一个明知有埋伏的德军前哨，给我的地图还是错的......”她的指尖用力，几乎要戳破相纸上那张油腻的脸。接着，她指向另一个眼神阴鸷的中年军官，“这个，是谢尔盖·伊万诺夫上尉，我的排长。他总说我们中亚人‘天生不适合精细的侦察工作’，抢功是他，出了岔子就往我们几个‘外乡人’头上推。”最后，她的目光落在第三张照片上，一个戴着眼镜、看似斯文的人，“还有他，旅部侦察参谋，阿列克谢·谢苗诺夫大尉。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克扣我们的给养和弹药，去讨好他的俄罗斯同乡......就是他们，一次次想把我扔在德国人的枪口下。”

她转过身，背对着窗户，光线从她身后透过来，勾勒出她纤细却挺拔的轮廓，脸上那种混合着痛楚和快意的神情更加清晰了，仿佛这些名字唤起的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最终看到报应的冰冷满足。“弗拉西克......他特意把这些人的死讯带给我，究竟是什么意思？”

她走到床边坐下，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床单的褶皱：“他是斯大林同志最信任的人，他的举动肯定有深意。是告诉我们这些人已经被清算了？是示好？还是......警告？”她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的苦笑，“总不可能是斯大林同志亲自在替我出这口恶气吧？”这个想法让她自己都觉得荒谬，嘴角扯出一个无奈的弧度。

我们讨论了很久，试图理清这背后的政治意图，但线索太少，就像在黑暗中摸索，最终也没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疲倦袭来，我们只好先放下疑虑，熄灯睡下。

第二天，天气依旧寒冷，但天色明朗了一些。我们换上便装，和波莉娜、索菲亚中尉一起离开招待所，打算在莫斯科城里随便走走。波莉娜和索菲亚显得有些兴奋，又有些拘谨。她们都是第一次来莫斯科。波莉娜穿着一件半新的棕色呢子大衣，围巾裹得很严实，只露出一双好奇的眼睛，不停地打量着街道两旁宏伟的斯大林式建筑和高耸的尖顶，嘴里发出低声的惊叹：“看那屋顶上的红星！真高啊！”索菲亚则安静些，穿着深蓝色的军便服外套，没戴帽子，短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她更多是观察着街上的行人和车辆，眼神里带着一种老兵特有的审慎。

但很快，这种初到首都的兴奋就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了。我看着走在前面的波莉娜和索菲亚，她们不时低声点评着莫斯科，语气里有新奇，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怅惘。她们将自己的整个青春奉献给了“苏联母亲”，在前线用鲜血保卫着这座她们从未见过的首都，几乎献出了一切。此刻，梦想中的红场、克里姆林宫就在眼前，可曾经并肩作战的人却已永远缺席。

走过红场附近时，波莉娜中尉望着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和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那些色彩斑斓的“洋葱顶”，忽然轻轻叹了口气，用俄语对索菲亚中尉说：“索尼娅，要是玛莎和廖沙他们还活着......也能看到这些就好了。”索菲亚中尉没有回答，只是抿紧了嘴唇，目光投向远处无名烈士墓前永不熄灭的长明火，眼神黯淡下去。她们开始低声交谈，夹杂着“苏联母亲”、“我们俄罗斯”、“家乡”这样的词语，语气里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和哀伤，那是对逝去青春的追忆，也是对无数永远留在战场上的战友的怀念。

我注意到娜塔莎的脚步慢了下来。她望着那簇在寒风中静静燃烧的长明火，冰蓝色的眼眸里没有波莉娜和索菲亚那样的感伤，反而凝着一层更深的、近乎冷冽的东西。她微微向我靠拢，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清的、极低的声音，以乌兹别克语快速说道，语调平静却带着一根坚硬的刺：“汉斯，你看那火焰......它纪念着‘无名’的英雄。可有多少名字，是注定不会被刻上去的？”她顿了顿，目光掠过我的肩膀，望向更远处历史博物馆的轮廓，“1945年5月，第一批冲进国会大厦、在废墟上插上自制红旗的，是伊德里茨步兵师的一群小伙子......来自哈萨克斯坦，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的同胞。他们甚至来不及找一面像样的旗子。可后来所有的报纸和电影里，站在屋顶上挥舞旗帜的是谁？是叶戈罗夫和坎塔里亚......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格鲁吉亚人。这很‘合适’，不是吗？符合所有人的期望。”她的嘴角极细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容，而是一个充满疲惫与讥讽的弧度。

娜塔莎的眉头微微蹙了起来，重新加快了脚步，似乎想摆脱这种气氛。她对这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怀旧情绪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抵触，战争期间那些不愉快的经历让她对“俄罗斯母亲”之类的口号充满警惕甚至厌恶。

更让她心烦的是，我们几乎立刻察觉到被人盯上了。而且不止一拨。凭借经验，我们能从街角反射的橱窗玻璃、对面楼房某个久久未熄的窗口、以及身后总是保持着固定距离的几张面孔上，分辨出至少有三四组不同来源的视线。他们彼此之间显然毫无沟通，甚至可能根本没意识到对方的存在——MGB第九局（负责要人警卫）的人穿着标准制式大衣，姿态刻意放松，但步伐节奏精准的像钟摆；第二总局（反间谍）的便衣则更隐蔽，伪装成普通市民，但眼神扫过我们时的审视过于锐利；或许还有莫斯科军区反间谍处的人，他们的动作带着军人的刻板。这并不意外，我们这样的组合在莫斯科街头太显眼了，例行监视是标准程序。但这些来自不同方向、互不统属却又目标一致的窥探，像几张无形且冰冷的网，从四面八方悄然围拢过来，那种被置于放大镜下、毫无隐私可言的感觉，让本就心情不佳的娜塔莎眉宇间的阴郁之色越来越重，最终彻底耗尽了她的耐心。

在一个相对僻静的街角，娜塔莎突然停下脚步。我几乎立刻感受到她手臂的肌肉瞬间绷紧，没等她完全转身，我已经下意识地紧跟半步，与她几乎并肩。我猜到她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尾巴”惹火了，大概是想走过去当面训斥一番，让他们识趣点自己离开——这虽然出格，但符合她此刻的脾气。

但我完全没料到接下来的事。

她猛地转身，径直朝着一个装作在看报纸的年轻男子走去。那人显然没料到我们会直接发难，愣了一下。娜塔莎脚步极快，我紧随其后，手甚至微微抬起，准备在她言辞过于激烈时稍稍拦阻。然而，她走到那人面前，什么也没说，在我甚至没来得及反应的瞬间，抬手干脆利落地扇了他一记耳光，声音在清冷的空气中显得异常清脆响亮。

“滚远点！”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刺骨的寒意。

我怔住了，抬到一半的手僵在半空。那个年轻男子捂着脸，惊愕地看着她，又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我，脸上瞬间褪去血色，最终低下头，匆匆消失在人群里。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身后的波莉娜和索菲亚中尉。她们也完全愣住了。波莉娜的嘴巴微微张开，似乎想说什么，索菲亚则下意识地向前挪了半步，一只手甚至微微向后缩，仿佛在克制摸向枪套的本能反应，她们交换了一个极度困惑和紧张的眼神，显然完全不明白娜塔莎为何突然对“自己人”下如此重手。

娜塔莎根本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她用类似的方法，凭借惊人的洞察力，又迅速从人群中揪出了另外两个跟踪者。同样每人赏了一记耳光，厉声呵斥他们离开。她的动作快准狠，带着一种压抑已久的、不容置疑的怒火。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如此直接地动手打人。看着她因为愤怒而微微泛红的脸颊和紧抿的嘴唇，我能感受到她心中积压的情绪有多么强烈，也明白她选择这种极端方式，不仅仅是为了驱赶苍蝇，更是一种对自身处境、对无处不在的监视的强烈示威。

处理完这些“尾巴”，娜塔莎深吸了几口冰冷的空气，胸口的起伏才渐渐平复下来。她走回我身边，脸上的怒意未完全消散，但眼神清亮了些。她伸出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掌心有些冰凉，却异常有力。

“走吧，”她说，声音恢复了平静，仿佛刚才那场风暴从未发生，“我们去那边看看。”

波莉娜和索菲亚这时才迟疑地跟了上来，依旧保持着一点距离，她们的脸上写满了未消散的惊疑，但职业素养让她们选择了沉默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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