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感觉母亲和我舅并不想去分享更多细节，所以我也没有去追问什么。我马上去订了第二天飞上海的机票，虽然非常贵，但是也只能硬着头皮买了。

我象征性地又打了一次父亲的手机号，没有任何期待。果然电话的那边还是处于关机的状态。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死了，但是回想起来我舅在电话里的语气似乎又不像，没什么必要对一个死人表达任何的愤怒。

我甚至都没来及请假，我不知道后面会面对什么，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什么很不好的事情，工作辞了也就辞了，反正我也正好想换个地方。

我在浦东机场落地的时候刚刚过了正午，而母亲和我舅从南昌过来的火车要傍晚才到。自从搬了新家以后，我甚至连家里的钥匙都没有。每次回来父母会留给我一套家里的备用钥匙，然后我走的时候也都会留在家里，这就像我对这个家的感觉一样，完全就是一个过客。

我带了很多行李，我有一种预感这一次回来肯定不是一场几天就能离开的旅程。我在机场简单吃了一点东西，然后搜了离我家最近的一家星巴克直接打车过去了。我就在那里紧张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地坐了一下午，甚至连刷一刷手机的心情都没有。直到这一刻我都没有告诉过维吉尔我离开成都了，我非常害怕家里这未知的状况会把他拉下水。能拖一天就是一天。

母亲和我舅到家的时候天早就已经黑了，很快我的两个姨也来了，母亲这边的一家算是完全聚在了一起。

据母亲说，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告诉我这件事，她本来以为自己有能力解决。后来发现不行才叫上了我舅，现在看来依然不行才不得不告诉了我。也许这种“怕你担心”的心态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感动，可是我总觉得好像我从来就不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一样。

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

父母从徐汇搬到闵行以后也拿到了一笔拆迁的赔偿款，这对家里的经济状况是一个很大的提升。父亲那个时候也就萌生了用这笔钱去做生意的想法。母亲一直坚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并不是那么赞成父亲的想法，可是她也并不是那么反对。母亲那里留下了一笔小钱作为应急的储蓄，剩下的父亲就都拿去做他所谓的投资了。

父亲的生意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一个中间商。他从一些工厂购入一些工业零件，然后再卖给需要这些零件的一家家企业，其中也包括一些国企和政府机关。他就是从中间赚一些差价。为了能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贿赂和伪造标书内容之类的事情也都是很常见的，这些事其实都是大家不言自明的行业规则。

在他的进货商中，最核心的一个工厂是位于江西省一个县级市的一家外企工厂，这也是那个县级市的唯一一家外企。这些年父亲常常在江西跑来跑去其实也都是在做这家企业的生意。

他和这些制造工厂之间的生意并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工厂常常会提前给他交付零件然后过一段时间等父亲把零件卖出去再结账。而另一边的交易也往往是如此，从父亲这边买了零件的公司也往往不会当时就结账，所有的交易之间都会有一定的时间差。

从做生意以来父亲确实也是赚到了一些钱，虽然也谈不上什么大钱。而交易之间的时间差如果可以适当利用的话确实会让你在某些时刻有相当多的现钱在手。这些现钱在父亲的手里基本只做两件事，一个是毫无计划地去讨好和贿赂潜在的生意伙伴。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他从来不去好好计划生意做成的可能性，只要认识一个老板或者领导就会疯了一般给对方送东西，而事实上能做成的生意屈指可数。

而在另一端，他手里的钱就成了维护自己虚荣的最好的工具。他会毫无节制地请过去的朋友同学同事吃饭，动不动就搞个同学会什么的，开着他的车到处招摇，有人找他借钱他就借，只要有人喊他老板他就无比兴奋。当然，这都是母亲那边的说法，我并没有去验证过。

以及，这里还包括母亲其实一直都不知道的他和外面各种女人的关系。就算只是从那次小林阿姨到成都打胎算起，他和外面各种女人的关系在他稍微有点钱之前早就已经开始了。

为了做生意，父亲几乎从全家人手里都借了不少钱，而大家其实一直也都以为他的生意做得还不错。毕竟他在外面非常招摇。

父亲和江西的那家工厂虽然来往最多，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并不算愉快。父亲对那家工厂有很多埋怨，虽然这些话他基本也都是只抱怨给母亲听。作为某种报复，他经常去刻意拖欠支付给那家工厂的钱或者在已经签好的合同上讨价还价。母亲也提醒过他这么做不安全，可是他也从来没有在乎过。就这样久而久之，他拖欠那家工厂的钱就已经是好几百万了，但是他从来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也并没有做什么合理的预算。

维吉尔来上海的前一天他去了江西，原因是那家外企报了警而且打算正式起诉他商业欺诈。他赶紧去了江西本来是打算跟那家企业好好聊一聊，可是没想到到江西后没有两三天就被正式拘留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出来。母亲一直打不通他的电话，我离开上海的当天江西那个县级市的公安局联系了母亲让她过去。母亲并没有告诉我。

由于那家工厂是当地唯一一家外企，所以当地的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或者说这件事从一开始也就基本盖棺定论了。这期间江西的警察做了很多调查，他们去我工作的地方查过我的信息，也不是一次两次跟踪过我观察我的消费而且拍照记录，那次我在成都的星巴克遇到的就是江西来的便衣警察。

母亲去了江西之后也是一头雾水，她当然没见过这样的阵仗。在她的心目中也许说说好话给领导送送礼就能解决这件事，可是外企那边的负责人根本就不见她。她也去给公安和法院的领导们送礼，有的人不见她，有的人收了礼也只是寒暄两句，后续什么都没有。

她去看过几次父亲，想问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想法，可是父亲永远都是在模糊其词不愿意说真话。而且每次见面父亲几乎做的唯一事情就是问她要钱，他说在里面要抽烟，还要给几个新认识的好哥们儿买烟和好吃的。母亲很生气但是又心疼他受苦，所以只要父亲要钱她就给。她一个人住在当地一个很便宜的带早餐的小招待所，每天就是只吃一顿早上的免费自助餐。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她会偷偷塞一些馒头或者包子在自己的包里。剩下大把的时间她就是在各个政府机关还有工厂门口堵那些领导们。

看到她回来时候的样子我大概是很多年来第一次心疼她，因为她已经瘦到整个眼球都已经塌下去的状态了，手臂上的骨头形状显得异常分明。她说她要攒钱去还父亲拖欠的钱，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赶紧出来。

后来我舅去江西找她，也陪着她去找了几次领导。公安局的人相对还算是客气，但是法院和县政府那边态度非常差，不谈别的只要求先请客喝酒吃饭。但是连吃了好几个晚上人家根本就不聊父亲的事，他们也就放弃了。于是他们计划先把家里的车卖掉换一些现金出来，可是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车主的名字根本就不是父亲。这才有了我舅打给我的那一通愤怒的电话。

也是在那一晚和母亲全家人的聊天里她才得知了父亲之前在南昌的那场车祸。当时为了凑那50万，我几乎向全家的所有亲戚都借了钱，父亲之前告诉我说他还清了家里人的钱。不过那晚我才知道父亲只还了他自己兄弟姐妹的钱，而母亲这边的亲戚他一分钱都没有还。更不要提我还欠着小林阿姨的几万块钱。我也算是对我父亲的人品有了一次全新的认知。

既然回到了上海，我想先把上海的事解决了。我找到了那晚和父亲在我家睡觉的阿姨，我也毫不避讳地告诉了她父亲的状况，然后问起了车的事情。她也没有什么遮掩，她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在我这里也根本不可能去隐瞒什么了。那辆车就是父亲送给她女儿的，而且大多数时间其实也都是她在开。她说她很喜欢我也并不想去难为我，所以她愿意把车卖掉把钱交给我。至于别的，她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支援我更多了。我也并没有想去问她多要什么。

那天我们聊了一下午，我并没有觉得不公平或者恨她。母亲和我舅当然是非常生气，他们会觉得说父亲甚至从来都没有想给我买过什么值钱东西，而直接送了一辆车给这个女人和她女儿。但是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好像没有感到一丝意外。而且说实话那天我们聊得挺开心的，她讲起了她的前夫，一个花天酒地的浪荡穷男人。我父亲虽然也谈不上什么好人，但是在她眼里是真的关心她的。她现在的想法就是努力能送她女儿出国留学，所以她没有额外的经济能力去帮我这边什么了。我没有多问，但是心里还是挺好奇在准备让她出国留学这件事上父亲有没有下什么工夫。这大概是那天我唯一感到有点嫉妒的地方。

那晚我没忍住也去联系了小林阿姨，而且把我知道的情况也都告诉了她。她告诉我说她并不意外。我不知道的是其实父亲和她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联系过了。她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她很喜欢我，很多时候就有一种想把我当女儿养的冲动，可是又不敢太去介入和我父亲相关的世界。

她转给了我十万块钱，然后还告诉我说之前欠她的钱也不用再去计较了。

“我不希望你不计代价去救他，真的，他不值得你付出。说实在话，我希望他能就这样一直在里面，这对你的未来是好事。”

我对她忠告后面的潜台词大概能猜测一二，可是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她。

“这十万是我给你的，如果你拿去帮他那请你还回来。”

这个请求我答应了。

最后，小林阿姨告诉我说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这样对彼此都比较好。就这样这位曾经如此神秘的大肚子女人在我生命里彻底消失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背后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都没有在微信里拉黑对方，她的名字至今还停留在我的通讯录里，只是我们都遵守了这个约定。

上海这边一时间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主要就是等着卖车的情况了。我休息了一天之后拎着大箱子一个人去了南昌。如果带母亲在身边我觉得纯粹是个累赘，而且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连发泄的渠道都会被堵死。况且她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继续奔波了，我让她留在上海好好休息几天，后面有什么事情再说。

在南昌的几天我跑了好几家律所去咨询这个案子的情况，当然也是得到了很多看起来矛盾的信息。不过至少这个案子还是有庭外和解的可能性的。他们觉得最麻烦的地方都在政府的那一边，如果当地有很强的地方保护倾向在的话这个案子基本没法打，法院大概率是会很明确地去保护当地的龙头企业，而且父亲这边也根本没有任何去谈判的资本。律师可以尽力去做企业的工作，但是政府那一侧还是需要我去想想办法。

离开南昌后我直接去了那家外企所在的那个县级市。我去看守所见了父亲一面，和母亲描述的一致，他见了我就是不停在要钱让我带东西给他，关于案子的事情他什么都不肯说。我很明确告诉他我没钱也不会给他钱，更不会给他买什么东西。他非常生气。他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都瞧不起他，巴不得他赶紧消失。我没有跟他多废话转身直接离开了。

母亲给了我警察那边一个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这是她前一段打交道的人里面唯一一个态度一直不错的。我提出说可以等他下班请他吃个饭，但是他还是坚持约在了他办公室见面。他说他很熟悉我了已经，因为看了很多份我的资料，也见过我的照片。他觉得很抱歉的是这个案子现在警察也没什么能做的，主要还是要看法院和政府的态度。

在我一再邀请下他还是跟我一起简单吃了个饭，我准备了一些钱他并没有接，最后只是拿了两条烟。他最后提醒我说跟法院和政府打交道还是量力而行，千万不要不计代价去做事情，一个女生出来面对这种情况很危险。我大概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觉得我家人除了我父亲以外都挺单纯，如果这个案子解决不了就想开点。剩下的聊天基本也都是客套话了，不过我也大概确定了他这边确实没有什么能帮得上的。

那段时间我感觉很疲惫，我内心很想一下子把需要找的人都赶紧见了，可是身体感到异常沉重，一点不想多去做任何事情。而且晚上我还要去编一些我很好之类的谎话去骗维吉尔。我尽可能不和他去打电话，写下来文字起码我还能隐藏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再隔天我去找了法院的负责人，从这里开始大概才是噩梦真正的开端。

那是一个年级挺大的秃头男人。油腻且猥琐，这就是我见到他甚至还没说话时的第一感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很不舒服。他说他已经见过很多张我的照片了，本人比照片还好看。也许在他看来是肯定与赞美的见面语让我一下子就有一种想吐的感觉，好像我还没出现就已经被扒光衣服看了个通透一样。

在他办公室的聊天没有一句关于正事的，和母亲之前对他的描述也差不多，只是他对我的态度看起来并不冷淡。他说了很多他们这边的吃的喝的的事情，我甚至找不到什么机会去讲我来这里有什么诉求。而且他的口音很重，很多时候我都需要有点连蒙带猜才能知道他大概在说什么。

过了很久之后我们的对话才终于回到了我父亲身上。

“这个咱们哪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啊。咱晚上去吃饭吧，到时候慢慢聊这个，好不好？”

我没有拒绝的选项。

“咱们得吃点好的对不对，你这毕竟求人办事的。”

“您挑地方就好了，我也不熟悉。”

“那当然的。你得给我带几瓶好酒来，你说你妈和你舅托人办事连个好酒都不知道买，大上海跑来的怎么都不懂规矩。”

“这肯定的，好酒好菜都会给您备着的。”

“你妈她们没来啊？就你自己？”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时候我不可能说实话了，但是又不能编得太离谱。

“她和我舅在南昌见律师呢，过两天就到。”

“浪费钱而已，他们有屁用。”

我尴尬地笑了笑没有去接他的话。

最后他给了我饭店的名字，让我提前用他的名义订一个包间。我也没犹豫答应了。

出来之后我在路边连抽了两根烟，我知道这注定会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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