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上午的数学课，变成了一场公开的、带有仪式感的处刑。

施暴者并不觉得自己在犯罪，而围观者甚至在参与这场狂欢。我记得最清晰的，除了竹条划破空气的“嗖嗖”声，教室里响起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律动——那是部分同学整齐划一的报数声。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他们的声音清脆、稚嫩，甚至带着某种遵守规则的虔诚。每一下“嗖嗖”的竹条声后，都紧跟着一个精准的数字。这种合唱般的报数，让这场暴行有了一副名为“秩序”的假面。我缩在座位上，看着那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同学，听着那些曾经一起嬉闹的声音此刻却变成了索命的鼓点。

直到那抹血色终于渗了出来，刺痛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底线。

报数声戛然而止。老师收起了竹条，那一刻，空气中那种紧绷的暴戾似乎瞬间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虚伪的平复。

我不记得她具体的措辞了，只记得她放下凶器后，用那种毫无波澜甚至带着几分“惋惜”的口吻，轻飘飘地丢下一句结语。大概是说：“不尝尝竹笋炒肉（打手心），你们永远记不住作业要怎么写。”

那一节课，在老师轻描淡写的总结后，便像无事发生一样继续上课，粉笔依旧在黑板上吱嘎作响。我坐在台下，感受到一种排山倒海般的无力。在那样的年纪，我既救不了那个皮开肉绽的同学，也救不了那个缩在角落里、连举手都不敢的自己。

也许最荒诞的不是血，而是结痂后的那份“如常”。

那个被打到手心渗血的同学，在第二天清晨，准时出现在了那张略显斑驳的课桌前。没有家长到学校理论，没有老师的道歉，甚至连他自己也保持着一种近乎麻木的沉默。仿佛那场血腥的报数，只是一场只存在于我记忆里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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